摘要：对日本来说，中国是难能可贵的文化大恩之国。日本若不珍惜这份因缘，就会偏离正途。日中建立在两国人民互相理解基础上的牢固的友好关系，有利于亚洲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。周恩来、邓颖超、苏步青等诸位先生待人情真意挚，通过和他们的深交，能够感到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蕴含着一种深邃的精神。“和”的思想智慧是一种内在规律性的力量，能使多元文化在相遇时不但不发生对立，反而能启发互相的创造力。“和”的思想与生命尊严的价值观，也贯穿于自古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。在日中和平友好的事业上，青年们要传承历史并使之发展。日中要世代友好，日日培育新的友好之树，以作为“命运共同体”的日本和中国的合作为基础，为地球的利益、为人类的利益携起手来共同行动。

摘要：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订40年后，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，双方进入战略博弈期。中日新型国家关系有两个突出特点：一是双边关系更为复杂，有时甚至面临严峻的考验。二是双边关系一般不会超出“斗而不破”的底线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双方应严格恪守四个政治文件，实现真正的平等互利双赢，这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核心理念。

摘要：1972年中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曾做出“先复交、再缔约”的“两步走”安排。建交后的缔约谈判却因“反霸条款”问题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史过程。直至1978年两国最终完成历史性跨越，签署了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，以法律形式将《中日联合声明》的各项原则与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。条约不仅总结了中日关系的政治问题．也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征程，还为开展经济、文化、科技交流开辟了广阔前景，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中日两国旗帜鲜明地将“反霸条款”写入条约，共同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，同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，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是两国在新时期和平相处、友好相待的根本保障。

摘要：冷战前期中国对日政策可概括为：以化敌为友为目标，以“民间先行，以民促官”为路径，以打、拉、压为手段。1949-1972年，中国在对日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该政策，并不断丰富其内容。1972年中日化敌为友只是初步的，两国要真正友好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复交后的中日关系仍存在两大隐患：一是《日美安全条约》的“远东条款”涉及中国；二是日本若重搞干涉主义，中日友好就无从谈起。

摘要：对“自卫队入宪”问题做法理上的定性讨论，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。这一问题的核心法理逻辑包括三点：宪法第九条必须进行修改；保留宪法第九条第一款、第二款；增加宪法第九条第三款，明确写入自卫队。“自卫队入宪”的提出是对各种有关修改宪法第九条学说的一次对冲和折中。“自卫队入宪”的法理动机包括：试图终结“宪法第九条修改”问题在日本学界长期的理论争论；试图扭转“自卫队违宪”的学界主流观点，使自卫队合宪化；试图理顺宪法与《日美安全条约》间长期的二元对立关系。“自卫队入宪”目前仍存在以下若干法理疑点，包括“自卫队入宪”是否会改变宪法第九条及宪法的性质，是否会改变自卫队的任务和权限，是否会改变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，以及是否会改变日美同盟的合作范围和程度等问题。